廖佳玲的部落格

導讀
序
一 殘篇
二 抄本
附篇 色諾芬雅典政制
附錄一 雅典諸王、執政官及大事年表
附錄二 主要引用文獻縮略語
附錄三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四 索引
後記
亞里斯多德年表

 

導讀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陳思賢教授

　　一、 古典時代的光芒

　　只要說到人類古代歷史，就會先想到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兩河流域、印度與中國文明。而古希臘文明正好是承接了前二者的遺緒，加上自身之創發而成，待其豐碩輝煌後又直接影響了古羅馬文明；最後，希臘羅馬乃成為今日歐洲文明的前驅，也成就了我們所習知的「古典時代的光芒」。當然，古典時代之文化有諸多的特色，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本主義」的精神。所謂「人本」，是相對於西元四世紀開始橫掃歐洲的「基督教文明」而言：在西元三八○年左右，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於是聖經的教誨取代了古典典籍的文采，基督信仰取代了理性的哲學思辨。這種古典的「人本主義」始於希臘，終於羅馬帝國時期，約莫近一千年光景，它留下了許多精彩的文獻，從文學、哲學到歷史、政治等，不一而足；有些雖然不齊備而以斷簡殘編呈現，但我們現代人已經能夠從中得知當時人的思想與生活狀態，並可以學習到他們如何以今日看來素樸的智慧來面對宇宙萬有，勇敢地生活著！

　　這段古典「人本主義」時代，有關政治與政治思想方面流傳下來的文獻不能算多，大多歸功於史家，例如希羅多德、修昔提底斯、普魯塔克、波里庇烏斯、塔西圖斯與李維等人；但也有兩三位思想家居功厥偉，例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與西賽羅。而對於希臘當時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的記載保留以傳遞於後世，亞里斯多德大概是貢獻最大的一位；在歐洲中世紀與近代，他的《政治學》與《雅典政制》的陸續出土，讓我們不至於失去與寶貴的古希臘政治傳統對話的機會，更從中讓某種沉睡已久的政治想像復甦。相較於《政治學》，《雅典政制》一書在十九世紀末從歐洲歷史中神奇地失而復得，更有曲折玄奇的經過（請參閱譯序），也彷彿是冥冥中上天有意讓世人瞭解與珍視這個寶貴的民主傳統。

　　總的來說，《政治學》是理論的建構與評估，而《雅典政制》則是政治生活實況的記載。兩者的意義都很重大，因為我們一方面需要知道雅典人自己認為民主政治的價值何在，另一方面也要清楚他們如何在實踐層面上克服諸多困難。雅典人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政治實驗，他們讓平民、一般百姓參與國家的治理。這個理由很簡單：平時社會生計靠百工各業平民在各自崗位上的努力，而戰時又靠平民執干戈保衛社稷──國家不能沒有平民，平民撐起了國家也是構成國家的主要部分。因此雅典人（至少雅典百姓）興起了如是的想法：國家的治理平民不能缺席。像古代雅典這樣一種由公民完全參政的黃金時段，為時雖然不長，甚至在整個歐洲文藝復興前的兩千年歷史中只占短短一兩百年，可是卻在西方政治史上成為光芒四射的典範，後人憧憬嚮往之。理由安在？因為它同時是階級枷鎖的解放與個人能力的釋放，爭勝式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帶來了新氣象，政治成為才藝的展示場，人們從民主生活中找尋到存在感。

　　二、 雅典民主化的過程

　　《雅典政制》記錄了若干極寶貴的資訊：雅典民主體制逐漸形成的真實過程，與其日常實踐的細部方式。看了這些記載，我們對於兩千多年前人類出現的第一個民主政治就會有直接而清晰的認識，而不必出於想像臆測，這就是《雅典政制》這部曾經長期失落的書終於出土的最大意義。

　　一如任何人類古代文明，雅典起先也是行王制與寡頭制，貴族和平民之間的衝突不斷。根據本書所載，雅典早期歷史中平民（demos）沒有財產（就是土地），都以佃農身分耕租富人的地，若是荒年繳不起地租，就落得賣身為奴（這在人類初始社會中常見，例如古代中國亦然）。貴族專制迄「執政官」（Archons）德古拉（Draco）時，進入了成文「法典」時代，平民地位受到歧視與嚴刑峻法的壓迫（他頒布的所謂Draconian Laws後來就成為苛法的代稱），這不啻是少數人刻薄地統治多數人的狀況，因此平民對貴族持續地激烈抗爭。到了梭倫（Solon）當執政官時，開始變法，企圖調停衝突，終於獲致成功。這是因為他出身貧富間的中間階級但威望顯赫，能獲得雙方的信任。梭倫最主要的政績是廢止德古拉法典、立法提升了平民的地位，確立了民主政體的雛形。而梭倫之後又經歷了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憲政改造，雅典的民主更向前邁進，而到了著名的大將軍伯里克里斯（Pericles）時期已達到高峰。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記述，雅典的政治發展並非是一路平順前進的，總共歷經十一次變革後民主才獲得鞏固。德拉古推行的嚴刑峻法雖然對平民不友善，但是他將雅典法制化，「確立了政體」；到了內戰之後的梭倫時代，「民主政治由此興起」；推翻僭主之後的克里斯提尼政體，「較之梭倫政體具有更強的民主性質」。而在這三人之間，則是屢屢穿插了僭主與威權專政體制。所以可以這樣說，亞里斯多德當時觀察的結論是，雅典的民主化過程是曲折前進的，有進有退，到了西元前第五世紀初時，人民才「牢固掌握國家政權，制訂了沿用至今的憲法」。皮索多羅斯（Pythodorus）任執政官時（403 B.C.），「人民掌握最高權力似乎已成為天經地義之事，因為這是他們透過自身努力獲得的回報」。亞里斯多德並且特別記載道：當時的雅典民眾被分為十個「部落」（demos），各「部落」選派代表廣泛參與城邦重要事務，而所有公民也形成「公民大會」（ecclesia）：「民眾的力量持續增強，人民主宰著所有事務，並在掌握最高權力的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上透過投票來進行管理」。

　　雅典人這種公民普遍參與政治的體制叫做Isonomia，也就是「平等互治」的意思。每一位公民同時可以「治人」（ruling）與「治於人」（being ruled），也就是大家輪流「作莊」的一種參與式民主。它在實施上，有一些特色，也有一些技巧，我們可以分述如下：

　　第一種特色是「輪流」與「選賢與能」並用。前者乃是出任公職或某種任務是經由眾人共同分攤責任的輪值式，即是以抽籤決定（by lot）；後者則是指「選舉推派」（by vote）。我們以行政、立法、司法來分別看。一般而言，政治性與一般性的行政官職，是經由抽籤決定，甚至最高行政長官，也就是整個雅典城邦的九位「執政官」，也是經由抽籤決定：「各個部落透過抽籤選出十位候選人，各部落的這十個人隨後再進行抽籤」以選出雅典的九位不同性質的執政官。但是特殊性質、需要特殊知識的官員，可能就不是抽籤，而是由選舉決定。例如將軍、軍事官員、財政官員和所謂的供水監察官等。

　　而在立法上，最高機構是「戰神山議事會」（Areopagus），即是後來所謂的「五百人議事會」（council of five hundred），十個部落中每個部落抽籤選出五十人共同組成，而「主席團職務由每個部落輪流擔任，其次序由抽籤決定」。城邦最高的權力機構，也就是任何立法的最後裁定者（但議案需經由五百人議事會議決後送交），乃是公民大會，這就是全體具資格的公民的集合了。至於司法的陪審團，當然就是由抽籤來決定，而亞里斯多德花了很多篇幅介紹抽籤的用具與過程設計，饒具趣味。

　　雅典式民主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男子到了十八歲成年要入籍成為公民前需有一個「養成考察期」，即為時兩年的「兵役訓練」，可見他們如何重視公民身分的給予，這與我們今日只要條件符合就是公民在精神上是不同的。這段軍事訓練期的男子稱為「埃菲比」，但即使欲成為「埃菲比」也需兩種資格，一是親生父母皆為公民（其實婦女無法是公民，此指其為血統純粹雅典人），二是需為自由民（經濟上是可以獨立的）。公民是國家主權的分享者，雅典的重視與珍惜公民身分是我們今日可以為鑑的。

　　在亞里斯多德的記載中我們發現，當時實施民主政治時，的確也有一些技巧在內。例如為了鼓勵公民們踴躍參與公民大會，甚至在會期間每日發給每人一筆金額。而參與耗時甚長的陪審團工作也是有報酬的，雖然不算多；至於輪流出任各種公職者，當然也有對於他們無法工作謀生的適當補償。雅典的議事會或是陪審團都是人數眾多，公民大會更不用說，這些都顯示出想要鼓勵與激發民眾參與的熱情與積極性。而在實務上，這種人數設計也有其特殊目的。一個組織人數太少時，容易被富人收買或是有權勢者影響操控，但是充滿了數量眾多的「庶民」時，共識的力量就會是主導。而主事者的任期制與抽籤輪任，更防杜了把持操弄。總而言之，雅典在發展民主政制的路上，的確在制度設計與價值精神之培養兩方面皆值得後世仿效，無怪乎千百年來世人莫不嚮往之。

　　亞里斯多德的這本《雅典政制》中，翔實的敘述與中肯的評論，讓久遠之後世得以進入雅典人的思想與實際生活中，讓古代的雅典不再是個謎，也讓我們知道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需要努力爭取與用心呵護。